全球宏观环境的稳定需要依靠两种基石，分别是国际政治合作与全球经济交流。前者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协作，是经济事务管辖权从国家层面到国际层面的让渡（national to international）。鉴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确定规则与制裁、应急手段，才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比如管理贸易的WTO，监督金融活动的IMF，以及监管银行系统的巴塞尔协会。后者体现的是空间维度的经济联系，是产业链分工的进一步细分，是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距离的扩大，是经济活动从区域到全球层面的延展（local to global）。 两种力量同时具备时，全球宏观环境到达最佳状态。冷战结束之后头20年里，在美国的推动下，各国政府相继进行市场化改革，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经济组织。伴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与各国监管规则的趋同，企业海外生产与投资成本进一步降低，鼓励跨国界的经济交流。经济交流虽然是宏观环境稳定的结果，但其反过来也会发挥润滑剂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预期，造就了世界经济的繁荣。 政治与经济两种力量相互纠缠，而非彼此独立。更重要的是，在危急关头，哪怕其中一种力量出现问题，只要另一种力量能够保持有效运转，那么两者在持续互动之中就能找到新的平衡点，以维持住宏观环境的稳定。 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国际合作的托底作用。由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很快对欧洲市场与新兴经济体产生强烈冲击。在这一关键节点，各国选择积极合作，G20财长级别会议升级成为G20领导人峰会，以积极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彼时，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大量买进美国金融资产以稳定市场情绪，成为了西方国家眼中的“白衣骑士”。这次集体行动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效果也显而易见：G20常设化，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商金融经济活动的重要平台；区域国家之间建立区域金融安全网络，储备应急资金，增强信息监管与互助。 同样，当国际政治合作产生裂痕时，经济交流的制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过激的政治行为进行纠正。在中美贸易战中，尽管特朗普政府希望最大程度地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但两国无论是在供应链还是消费市场上的高度结合，都使得这一单边行为代价高昂。美国企业的强烈不满，以及对美国自身经济的损害，都让美国政府在实施制裁手段时不得不多加一层考虑。正因如此，只要未实现“脱钩”，国际政治合作的撕裂就是有限度的。经济的力量会对政客的意志就行纠正，从而维持住全球宏观环境的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经济两种力量如何互动，是我们观察全球宏观环境稳定与否的关键。影响国际政治合作的党派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因素，也与影响全球经济交流的生产、货币、财政等因素同样重要。我们追求的是两种力量的同时良性运转，但在危机时刻，其中一种力量的托底作用将显得更为重要。
二、面临至暗时刻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其破坏力之强，必将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生态。之所以会下如此判断，是因为当下人们遭遇了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近30年里都从未有过的困境——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同时出现问题，宏观环境已无托底力量。 与应对金融危机相比，此次国际合作的成效泛善可陈。WHO的日常工作是制定公共卫生发展的标准与推进教学训练，因而恰如2008年时IMF无法独立解决金融危机一样，面对疫情的爆发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再次寄希望于G20，希望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够像当年一样领导集体行动，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但遗憾的是，3月30日的G20云会议除了带来新鲜感以外，并没有任何纲领性的共同声明。大国之间的原则性分歧，让此次会议很难复制当年的高效与决断。如果说2009年的成功合作让G20进入全球治理的中心，那么此次的失声也可能预示着其难以避免的黯然离场。国家之间各自为政，主权政府已开始逐步收回曾经向国际机制让渡的权力（international to national）。 更加悲观的是，归咎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国际合作在长时间内都难以有向好发展的趋势。国际合作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与领导力，非大国难以提供。正因如此，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的同步配合才能够联合世界进行集体行动。然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力似乎都用于非建设性行为，比如污名化病毒称谓、攻击WHO、要求中国进行赔款等。其背后所体现的，是美国在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后，其国际行动的底层逻辑已经由合作转变为对抗。这也意味着，寄希望于国际合作来为宏观环境发挥稳定基石的作用，在当下已经不太现实。 其次，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经济连结也已发生松动，反映出另一个稳定基石也出现问题。产业链的分工本是为了利用比较优势、节省生产成本，但疫情却暴露了这一做法的负面效应。生产线的全球布局，导致只要其中一环出现断裂，整个链条都会遭受影响。更为讽刺的是，以往分工更为细致、经济合作更深入的产业，往往还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这一“教训”，不可避免地会加速企业主动寻求回撤在全球的产业布局，以构建区域内闭合完整的价值链体系。其路径依赖效应，将会使区域化逐步替代全球化（global to local），全球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都将引来深刻改变。 全球经济交流的退潮，让本来就不稳定的宏观环境雪上加霜。虽然逆全球化的趋势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但若没有疫情冲击，企业会持续地追求全球化所带来的低成本与广大消费市场，并难以下定决心花费高昂费用重建价值链。正因如此，哪怕在美国走向对华遏制的道路之后，中美经济联系对过激政治行为的纠正仍是近年来维持宏观环境稳定的一个关键点。但疫情却大大加速了逆全球化进程并带来了实际上的经济脱钩，而这又会让某些政客的行为更加无所顾虑。与此同时，经济生产转向区域化后所增加的成本，也终究会向消费者进行转移。若再叠加上失业率上升等不利影响，民众日益下降的生活水平必将进一步激化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情绪，从而让政客们敢于铤而走险，让国家之间更加撕裂。 所以，我认为把当下形势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类比，并非是一种夸大。正如霸权稳定论提出者金德尔伯格所总结，世界各国协调合作的缺失与政策的恶性竞争，是导致大萧条难以控制的关键原因。现如今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的同时缺位，将不可避免地让人类社会遭遇近几十年来从未遇见的最大危机。